婚姻从来不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老阿姨姓林，年轻的时候生的美，是他们村里的一朵花。村里的光棍们成群结队的从林阿姨门前过，只为看林阿姨一眼。那时候的林阿姨心气高、眼界也高，年少的她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跳出农门”就在这时，有一个姓李的老干部看上了林阿姨，老干部比林阿姨大10岁，直接跟林家妈说：你女儿嫁给我，以后就是城市人了，不会吃亏的人。林阿姨当初一心想离开农村，姓李的老干部长得虽不咋的，但对林阿姨还不错，至少看起来很儒雅的样子。

    就这样林阿姨因为貌美从农村嫁给城里人，自从林阿姨嫁给李干部以后，过了一些好日子，只不过李干部重男轻女，这可苦了林阿姨，直到第五个儿子出世的时候，林阿姨才停止了生育。家里孩子一多，李干部那点工资是养活不了！林阿姨自己也做一些小生意，渐渐的也能帮衬李干部。就这样一步步2口子把5个孩子拉扯大，家里经常因为孩子教育，哪个孩子的学费吵架，外加上林阿姨生5个孩子以后，不注意体型保养，生活压力又大，一个大美人这些年一直在生孩子养孩子中度过，人早就不再美丽。

李干部嘴上虽不说什么，但带林阿姨出门的时间越来越少，随着李干部的升迁，李阿姨又和她的5个孩子们过上了好日子，只是李干部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与孩子们几乎见面需要预约，当然李干部表明对林阿姨也很好，只是林阿姨知道他与李干部的婚姻原本就是一门生意，李干部帮她来的了城市，他为李干部生养儿女，至于李干部爱不爱她，有多爱，她也不追究，至少她也可以做点生意养活自己，她偶尔也会想起当年自己一朵花时的日子，那段时光很快乐，只是花期太短，能够依托男人成就自我的婚姻终归要付出代价，男人都很实际，只要女人满足他一种需求，他就能把他娶回家，至于爱多久，他们能够走多久，就看女人自己有多大能力和本事了。没那个男人不想女人有房有车有款有家庭背景，这样他们可以少奋斗很多年轻。男人与女人一样对婚姻看的很清楚很现实。男女对爱情情感需求都不一样，男人想结婚只想安稳，不要出乱子，偶尔秀秀恩爱，代表一种资本和姿态。而男人对婚姻女人孩子投入多少，就得看女人自己能够在婚姻中能否找到自己，能否更清楚认清婚姻的真相！婚姻本是男女的一种协作关系，女人即想男人条件好环境优越顾家帅气那是不现实的。你突男人脾气好，你就得忽略他懦弱，你图他很男人，你就得忽略他的残暴，你图他房车具备身价丰厚，你就得不要在乎他女人多，他背叛你。你图他户籍条件就别指望他善待你。

男女之间所有的真爱都在于对对方无条件与无所求，如果你只图对方条件，最终你被对方抛弃很正常。这世界任何一种婚姻模式都不能改变女人的命运，女人想被命运改变除了改变自己，努力提升自己，其他别无所求！做女人千万别以为婚姻是你的第二次投胎！很多女人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不努力读书学习看世界提升自己、企图用美貌、青春、换取更多男人的爱和暖最终苦了自己。毕竟婚姻真的不能保护女人什么，也不能跟女人带来什么，这个社会残酷而现实，女人怎能指望婚姻真正美好和美满，或者婚姻能够帮衬自己，那是不现实的。婚姻与男人女人是一种共同协作的交互，别指望能够改变对方，男女最好的相爱是彼此有爱，彼此尊重，不把自己人生强加他人的爱，是最好的爱。

华人学生想进哈佛特别难？

王孜立是来自加州的华裔男生，SAT考了2230分，担任高中辩论校队队长，国际钢琴比赛获第三名，参加学校合唱队为奥巴马就职典礼演唱，在加州知识竞赛中获得第一，平时做很多义工，包括帮助穷人和移民孩子补习。就是这样一个看似非常出色的男生，两年前报考除康奈尔之外的所有常春藤大学，但除了宾大之外，其余的藤校全部拒收他。

    沮丧之余，王孜立发现，他的同学中其他族裔的学生，包括非洲裔学生，在校综合表现并不如他，却被藤校录取了。于是他走上了投诉之路，但获得的回应不是如石沉大海，就是对方敷衍了事。他对中评社记者说：你若说我成绩不够出色，为什么成绩不如我的反倒录取了呢？你说你录取学生很平等，为什么那么多华人学生不敢填写自己是中国人呢？你说招生不考虑族裔平衡，那请公开数据给人看呀，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呢？

    王孜立5月15日下午站在华府“国家新闻俱乐部”的讲台上侃侃而谈：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每个人都有梦，但这种梦不应由人种来区分······

                         亚裔团体首次集体投诉

    这是60多个亚裔团体15日联合向美国司法部和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发起行政投诉，指控哈佛大学在招生中存在歧视亚裔学生现象新闻发布会的一幕。他们要求联邦政府调查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许多名校在招生中以非常主观的“全面发展”为由，“系统性、持续地”歧视亚裔学生。要求哈佛等名校停止使用“老套刻板的、带有种族偏见”的歧视性方法，停止采用族裔配额和族裔平衡的做法。这是20多年来，亚裔团体首次联手为平等教育权向联邦政府部门发起行政投诉。亚裔团体主要是华人社团，也包括印度裔、韩裔、巴基斯坦裔社团。

    此次行政投诉的发起者之一、佩斯大学华裔学者李春燕对记者说，美国名校录取对亚裔学生就是存在天花板，尤其是对亚裔男生的要求更高。像王孜立这样的孩子，并不是书呆子，他们同样全面发展，但因为限额，他们没有办法去该去的地方，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没法告诉他们：因为你们的肤色和名字而被这样歧视。作为有两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李春燕说：这让我们感到很受伤，我们追求的是族裔上的平等对待。

                         族裔平衡让亚裔很受伤

    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亚裔学生被认为是很会读书、成绩出色，但领导力和社会实践不足；脑子灵光、勤奋好学，但呆板木讷、不苟言笑；小提琴拉得好、钢琴弹得好，但橄榄球、篮球打不好的一群人。而美国的大学录取强调全面发展、综合考察，学业表现出众的亚裔由此处于不利地位。许多亚裔人士则认为，这种对亚裔学生老套刻板的印象是基于文化和种族的偏见，所谓“全面考察”只是一种基于主观印象，实施族裔平衡的托辞。

    此次投诉行动的另外一位发起人、华裔作家赵宇空指出，大学录取不能只看成绩，要全面考察，这没有问题，但标准应当是客观的。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对穷人孩子和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照顾是应该的，但不能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而采取族裔配额的做法，应当制定客观的标准。他认为，目前美国名校普遍存在的做法不仅伤害了亚裔学生，也伤害了美国的未来。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印度裔工程师科萨里质问：如果哈佛在大学录取中搞族裔平衡，为什么在其运动队中不搞族裔平衡？我们印度人不擅长运动，我们是否也应当要求在运动队里照顾一个名额？

                         亚裔进名校SAT要高几百分

    发起此次维权行动的组织者事先做了不少研究，其行政投诉书引经据典：

    根据普斯斯顿大学教授艾斯彭萨德（Thomas Espenshade）的研究，亞裔在任何一個SAT分數段的錄取率都是最低的。在同樣分數的情況下，錄取率比白人低67%，比其他族裔低更多。要想進一流名校，满分为2400分的SAT考试，亚裔要比白人高140分，比拉丁裔高270分，比非洲裔高450分。

    “美国保守派”杂志前出版人恩兹说：1993年亞裔在哈佛大學的份額达到最高水平的20％多，隨即下降。盡管亞裔人口自1993年以來增加了一倍多，哈佛對亞裔的錄取率基本保持穩定，停留在15%到17%的水平。哈佛對亞裔的相對錄取率過去20年下降超過一半，類似的下降也發生在耶魯、康奈爾和大多數其他常春藤大學。

    普利策獎得主，前“華爾街日報”記者戈登指出，美国大多數精英大學在招生中保持三重標准，給亞裔學生制定最高的標准，其次爲白人，最低的是黑人和拉美裔。

                         哈佛否认指控坚称站得住

    这并非哈佛大学第一次受到歧视亚裔的指控。就在半年多前，一个名为“为公平录取学生”的德州组织起诉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指控他们依据“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在大学录取中实行族裔配额，限制亚裔学生。

    哈佛大学否认此类指控。哈佛法律总顾问尤利亚诺（Robert Iuliano）15日称，哈佛的招生政策“完全遵守联邦法律”。他特意援引美国最高法院在1978年加州大学-贝克案中坚持“平权法案”的判决，指哈佛招生手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哈佛大学透露，他们招收亚裔学生的比例已经由2006年的17.6%增加到今年的21%。

    亚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仅为6%，而哈佛亚裔学生比例已占21%，为何还说是有歧视？赵宇空强调，不能光看人口比例，要看合乎资格的学生比例。根据此次维权活动收集的资料，亚裔学生在美国各个学科的奥林匹克国家队成员中所占比例达6、7成，对高中生进行全能评估的“總統優秀學者獎”获得者，亚裔学生占31%。科萨里认为，美国大学所谓亚裔学生比例高，是将亚洲国家来美留学生也算在内，而美国亚裔学生实际的入学比例是下降的。赵宇空甚至挑战美国名校：你们说没有搞族裔平衡，那就请公开你们的招生书，公开你们的录取记录！

                         “平权法案”受备争议

    多年来，针对美国大学招生依据“平权法案”，考虑族裔平衡，已经有多起诉讼。不仅亚裔，现在连白人都有人认为有所谓的强者反倒处于不利地位的“逆向歧视”存在而兴讼，但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次判决都维护“平权法案”。美国主流社会普遍相信，“平权法案”为美国多元化社会推进各个族裔平衡发展，不仅在大学，也在职场、官场上，为各个族裔创造平等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此次明显针对大学招生搞族裔平衡的维权行动，亚裔社区内部存在争议。就在亚裔60个团体联合发起投诉的当天，“亚美裔推进正义组织”联合130多家亚裔团体发出公开信，支持“公平教育机会”，指“平权法案”为亚裔在美发展打开了大门，不应当试图为了亚裔孩子的未来把别的族裔“推下船”。美国“民权委员会”的两名亚裔委员发表声明，希望这是一次诚挚提出问题的行动，而不是试图令亚裔与其他少数族裔针锋相对的攻击“平权法案”的后门。这两位都毕业于常春藤盟校的委员说：我们都不相信任何种族或族群应当遭受配额限制，我们也不相信单有考试成绩就可以让任何人进入哈佛。

    显然，这将是一个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争议性话题与问题。各方都会继续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争取支持。美国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彻（Dana Rohrabache）15日到亚裔提出投诉新闻发布会现场声援。他说，大学录取体系对亚裔学生设限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亚裔学生不应当被单独的标准来衡量。他表示，已经签署了一封带有国会抬头的信函，将联合其他议员，要求联邦政府进行调查，同时将与亚裔社区合作，推动立法，要求联邦政府提出大学招生是否歧视亚裔学生的调查报告。

    李春燕对中评社记者说，走司法程序过程漫长，成本很贵，走行政投诉程序，如果成功，联邦政府会将正确做法写进指导纲要中，即便是私立大学也会遵从。司法部和教育部已经接到他们的投诉，现在需要的是联合更多的亚裔团体，透过各种渠道发声，促请联邦部门介入调查。

看你的工资和国际接轨有多远？

老百姓关心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正明显加快，在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已明确提出了“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的时间表，即在今年6月底前各地工资调整一定要落实到位。人社部称，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月人均实际增资300元左右，而且今后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将每年或每两年调整一次。

就在事业单位涨薪之前，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甘肃、湖南、海南、西藏、天津、深圳、山东、陕西等在内的许多省市也分别调高了各自的最低工资标准。中新网记者制作的这张图（见下）中的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北京的最低月工资为1720元，上海为2020元。从月最低工资的绝对数字上看，在全国标准最高的是深圳，达2030元；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达到18.7元。但若是从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上看的话，由于上海、北京均明确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用人单位按规定另行支付，因此这两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更高。

很显然，中国这几年的工资水平提高很快，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否提高到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匹配的程度，换句话说是否已与国际接轨，让我们不妨来看看以下的这组统计数据。最近，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在对其34个有最低法定工资的成员国的最低小时工资进行了跟踪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发布了一项统计报告，其中就有这张各国法定的税后最低小时工资（单位：美元）统计图（见下）。

由这张图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和卢森堡的税后最低小时工资最高，超过了9美元，而拉脱维亚和墨西哥的税后最低小时工资最低，还不到2美元。美国的联邦法定最低小时工资7.25美元，税后为6.26美元，排在第11位。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以来美国提高联邦法定最低小时工资的呼声越来越高，截至2015年1月已有29个州先行，将法定最低小时工资提到高过联邦标准的水平，不少州正在运作把最低小时工资提高到国会在议的10.10美元，去年3月康涅尼格州已率先立法通过并将在2017年开始实行。同时，包括西雅图、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大城市已于去年6月把最低小时工资提高到了15美元。如果美国议会真的通过把联邦最低小时工资提到10.10美元的话，美国将加入上图中的澳大利亚和卢森堡，进入税后最低小时工资超过9美元的行列。

那么中国的最低小时工资在这张图中位于什么位置呢？以北京最高的每小时18.7元来看，约合税后3美元左右，与斯洛伐克共和国（2.99美元）差不多，是韩国、日本的一半强，在这个包含27个国家的统计表中大约能排在第21的位置，也就说依旧属于低收入群体，如果再算上几乎世界最高水平的物价和税收等因素，中国工资与世界水平接轨的道路还非常任重道远，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周恩来的胳膊究竟是怎么受伤的

周恩来右臂受过伤，而且伤得很严重，以致保留下来的一些照片显示，周恩来右臂弯曲。而到底是怎样受的伤，却有多个版本。

版本一说，1939年7月的一天，江青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遵守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就私自带人出去了。这在当时很不安全，有人报告了周恩来，他立刻带人骑马去找。不想中途遇险，坐骑受惊，将他摔于马下，右臂受伤。

版本二说，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过延河时，尾随其后的江青嫌周恩来等一行骑得慢，便挥鞭加快自己的骑马速度，从队伍中间跑过，致使周恩来的战马受惊，周恩来从马背上跌落下来，造成右臂骨折。

版本三说，江青跟随周恩来去党校途中，马跑的太快，周恩来怕江青出意外，拍马紧随。当他追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江青突然勒住马。周恩来眼看就要撞上她，紧紧勒住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周恩来伸出右手护住头部，右臂则戳在地上折断。

以上说法很难找到直接来源，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程华编写的《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一书中，成元功在接受采访时说，1937年7月，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要请毛主席作报告，主席就请刚从大后方回来的周副主席代他去讲。当时延河发大水，汽车过不去，主席就让警卫员王来音牵来自己的大青马给总理骑。当时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江青听说周副主席要去作报告，也骑着警卫员的马跟去了。过了延河后，江青突然来了兴致，在田埂小路上打马急奔塌来。大青马和警卫员的马是一对，便跟着追了上去。这时突然从农户院中窜出条狗，吠着向江青的马扑过来，江青惊慌失措，忙拨转马头，正好撞在总理的马上，田埂太窄，这么一撞，便把总理从马上撞了下来。

成元功说，当时邓大姐在重庆，回来后总理也没将实情告诉她，邓大姐也一直以为是自己摔的呢。一直到1977年她才得知真相，若有所悟地说：怪不得那年我回延安后江青跑过来说，她经常去看望恩来，都难过得哭了。我当时听了还觉得挺奇怪的，干么她要难过得哭了呢？

余玮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一书中说，王来音牵着周恩来所坐的大青马，涉过齐腰深的洪水。上了岸，王来音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的时候，江青忽然心血来潮，抖开鞭子，用力抽打坐骑，马飞跑起来，向着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马原本是一对，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农户蹿出一条狗。这条狗一见江青的马，便吠叫着扑过去。江青见状惊慌失措，拨马就逃。玉米地田埂又窄又弯，哪里容得下两匹马？她的马一下撞到周恩来的大青马上，周恩来连人带马一晃，从马背上摔下来。他清楚这一摔非同小可，必须保护好头部，于是伸出右手护住头部，右臂则戳在地上折断，鲜血渗出，肘部突出的骨头清晰可见。

随后，周恩来带着特殊任务，赴苏联治疗。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还有退路吗？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时刻，本周发生的与南中国海问题有关的事引人注目。一是美国官员在华盛顿放出的“风声”5月13日把不少人吓了一跳。该官员称，为宣示南海航行自由，美国五角大楼正考虑派军舰和军机“直接挑战”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主权要求，美国防长卡特要求考虑的选项之一是派舰机进入这些岛礁12海里海域以内。

二是菲律宾与日本于5月12日在南海争议海域举行首次联合海军演习。一名在日本的消息人士称，一艘日本战舰和一艘菲律宾海军护卫舰将在苏比克湾附近的菲律宾海域进行演习，时长两小时。值得一提的是，菲日此次演习的地点离中国黄岩岛不远，有针对中国的意味。

三是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于5月11日登上了南沙群岛的中国岛屿——中业岛（由菲方实际控制），视察了驻守部队等。菲律宾军方近日一直持续炒作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活动，借机要求菲国会增拨军费。卡塔庞称，菲律宾军队今后将从内部安全任务中抽身出来，转而应对“领土防卫”。

分析人士认为，12海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领海界限，美军若这么做，显然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至于菲日举行联合军演，以及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登上中业岛，必然给南海地区安全带来不确定性因素。

美国、日本不断介入南海事务，这是两国想在地区安全、防务问题上增加自身存在感和主导权的一个表现形式，这也给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南海地区火上浇油。本来南海问题与日本没有什么关系，用不着日本操心，但它却乐此不疲，积极介入，这必然给南海局势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回过头看，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以往的战略是分而治之，安抚越南、压制菲律宾，避免越菲形成合力。同时，防止区域外的国家介入。然而，这一战略执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越南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在外交策略上逐渐趋同：统一对华政策的口径，向中国施压。特别是菲越共同在国际社会制造中国改变现状的假象，将自身塑造成弱者和受害者，谋求国际社会的同情。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正在鼓动一些国家在南海“玩游戏”。南海问题涉及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长期以来一般秉持中立的态度，不过，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印尼国内政治的变动为其南海政策增加了不确定性，其表态也有强硬的迹象。由于担心东盟分裂，马来西亚的态度也渐显暧昧。

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日前就联合巡逻南海进行会谈。如果这三国在南海巡逻，将把本已不太平的南海搞得更不安宁。新加坡海军总长黎忠汉解释称，由于中国、菲律宾和越南围绕南沙和南沙群岛的争端，海军将很难协调自己的行动。无论如何打击海盗远非是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海军将来常驻南海的唯一理由。

其实，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联合巡逻南海的计划是由美国提出的。美国在激化同中国的对抗，在南海制造不稳定。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如此挑衅的政策，那么，中国将面临着一个不仅是南海的紧张点，而且南海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高。关键是，任何偶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

人们也许会问，在面对一些国家借南海问题围攻的情况下，中国还有多少退路？的确，中国有“退避三舍”的成语，但以德行事也有底线，该忍的都忍了，该退的都退了，对手们还咄咄逼人，我们就不能再韬光养晦。在弱肉强食、没有公平正义的当今世界上，残酷的现实是，中国越不行动，也许就越被动。

历史经验证明，怀柔的外交政策曾为中国发展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同时也使一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主观印象，即中国为了谋求稳定和发展可以一再忍让，在南海利益受损时不会采取强硬手段维权。而这些主观印象的直接后果是，鼓励了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机会主义行为。

    

畢汝諧：從柴玲控訴遠志明看民運江湖的性罪錯

 近來，民運江湖盛傳兩個性罪錯事件。一，柴玲指控1990年在普林斯頓被遠志明強奸；二，六四學生領袖楊海的妻子王菁，指控吳弘達欺辱、性侵大陸民運人士妻子、猥亵已故民運人士的幼女。

所謂強奸（又叫性暴力、性侵犯或強制性交），是一種違背當事婦女主觀意志進行的性交行爲。所謂猥亵,是一種違背當事婦女主觀意志進行的非禮行爲。

柴玲叙事的來龍去脈清楚，邏輯關系合理；完全符合“約會強奸案”這種發生于熟人之間的罪案模式。柴玲爲此通過了測謊儀的測試。科學儀器雖然不是萬無一失，卻也是有力的旁證。柴玲固然缺點多多，卻非人盡可夫的蕩婦，其指控可信。

1992年，筆者與柴玲一同參加聯合國廣場的群衆集會（有照片爲證），抗議李鵬出席聯合國大會；柴玲控訴其祖母、父母受到的政治株連，聲淚俱下;聞者無不動容。誰能想到，柴玲心底還有另外一筆辛酸賬呢。

遠志明則一口咬定與柴玲是在兩情相悅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爲。

吳宏達則一口咬定自己關懷女童，清白無辜。

由于性犯罪具有習慣性、重複性、不可自我抑制等特點，當事人的人品、曆史頗關緊要；而遠志明、吳宏達恰恰是劣迹累累。

早在1989年,舞蹈演員朱女士在巴黎指控遠志明對其性侵；香港開放雜志曾經披露過這件事情，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但民運江湖人人皆知這是遠志明；萬潤南、蘇曉康證明确有此事。

此外，遠志明被指控，2013年五月在德國基督教營會中，作爲講員，對一80後年輕姊妹有不當行爲；

遠志明還被指控，2013年9月在巴黎，誘奸一位90後姊妹未遂。

面對上述指控，遠志明牧師老練地宣稱，經過迫切禱告後“神還是不讓我公開回應”，從而順應神的意志保持緘默。

對照遠志明牧師不法行爲的時間表，其發生時間，恰與遠志明牧師傳經布道活動呈呼應關 系。遠志明早年曾是北京衛戍部隊的黨員政工幹部，後進入大學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成績出色；遠志明牧師對共産主義信仰和基督教信仰均抱持實用主義的态度。

很顯然，遠志明牧師雖有爲神祝福的堂皇婚姻（其妻是師母！）卻心無所系、情無所鍾；他先後對多名女性進行已遂及未遂的性侵害，是追求婚姻内不可得的 生命體驗，是對婚内合理合情的性生活的反抗； 數十年一貫制的婚内性生活，不能滿足遠志明牧師心理、生理、社交諸方面的深層需 求，其特殊性情緒需要以不法方式進行發洩，在性别審美、性行爲偏愛、性的心理刺激諸方面， 其合法配偶不能使他得到滿足。

有一回，遠志明牧師活動于傳經布道結束後，立即進行不當行爲，首尾銜接，迫不及待！可以想知，遠志明牧師在神壇上保持道貌岸然的莊嚴面孔迎送信徒，其内心是何等糾結、失落！他需要緩解精神壓力，哪怕是采用不法手段使身心獲得片刻歡娛！這是一種複雜的自我意念--------受害女性于遠志明牧師， 是臨時保姆、是心理醫生、甚至是麻醉劑！在特定時刻，遠志明牧師不 是牧師，不是人夫人父，甚至不是遠志明本人，而是卸去全部社會符号的赤身裸體的亞當！說穿了，遠志明牧師是把性器官當作最好的、簡便耐用的尋樂工具！弗洛依德認爲，裏比多（性欲）的釋放，必然造成對自身和外在事物的沖擊。遠志明牧師爲此提供了一個顯例。

吳弘達的底細更爲可觀：

１９６１年５月至１９６４年５月，吳宏達曾因盜竊、猥亵幼女等醜惡行爲，在北京清河農場、團河農場勞動教養三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吳弘達在武漢地質大學任教，因猥亵幼女勞教三年，發至沙洋農場；沙洋農場素有“湖北奧斯威辛”之稱，創建于1952年8月13日，是一座關押、管教各類犯人、監督其參加生産勞動、改過自新的特殊農場。地跨多縣市，總面積2100平方公裏。其總部設在沙洋城區。1995年8月改稱爲沙洋監獄，是全國第二大監獄，下轄13個監獄。吳弘達如入阿鼻地獄，飽受摧殘；按照監獄内部犯人的等級劃分，猥亵幼女屬于最低一等，連扒手都可以任意欺淩他！兩年時間，吳弘達被搞成肝腹水，肚大如孕婦，有性命之虞；吳弘達有個親戚是陳丕顯（時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秘書，有心救他一命，聯系軍隊人脈，使吳弘達住進傳染病醫院，長達半年，逃離鬼門關。

幾十年來，吳弘達通過猥亵女童來滿足、興奮自己的畸形、變态的性欲已成習性，其在較長時間内反複實施同一種犯罪行爲，犯罪構成具有常習性，故稱爲常習犯；在美國，這種罪犯是要戴電子腳鐐，受到司法機構長期追蹤的。

吳弘達幼時在教會學校上學，英文甚好，童子功紮實；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态與思維方式。出國以後，他竟然劍走偏鋒，把自己喬裝打扮成所謂“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四處吹噓自己“因爲反對中共而被判刑和關押”；他出席的聽證會，常常帶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當被問及他在勞教所的遭遇時，吳弘達常常停頓片刻，故做驚人之語，引來大家驚愕的呼聲。

筆者披露所謂“中國勞改基金會主席”、“首席中國人權活動家”吳宏達現今生活狀況：他在華盛頓擁有豪宅，娶了一個比他小50歲的粵籍女子（任“中國勞改基金會”的會計，名副其實的夫妻店！）；生了個先天殘疾兒，3歲尚不會走路，知情人說這是惡有惡報。新嶽父比吳宏達小十幾歲，是個正經廚師，做得一手好菜；吳宏達不懼外人笑罵，荷包滿滿，豔福、口福兼得，樂陶陶也。無恥者最無畏。吳宏達年事已高，身體每況愈下，甚至難于正常行走，卻依然猥亵幼女，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遠志明、吳宏達這兩位都是性罪錯的慣犯，即使已至高齡，也不知改悔！用北京土話說，他們不是好鳥，用東北土話說，他們不是好餅！用江湖話說，他們底子太潮！而今而後，在公衆輿論的監督之下，遠志明、吳宏達這兩位欲重施故技，打着牧師、人權活動家的幌子繼續行惡行，卻也不易！有頭腦的女士、女童，都會遠離他們，以策安全！

走筆至此，筆者唯一質疑柴玲的蹊跷是：這是一件沒有造成傷害、染病、懷孕後果的陳年強奸案 ，柴玲已然隐忍了十幾年，保持沉默，羞于告訴；此事早已過了法律追究時效，無法提出相關的人證或物證；如今柴玲事業成功、家庭美滿，卻突如其來地不肯繼續隐忍，原因何在？ 不早不晚，恰在此時，不顧華人社會的觀感、自身的公衆形象，毅然決然地挑起軒然大波，其心理動因是什麽？我們知道，柴玲信奉上帝之後，在網上發表一封題爲“我原諒他們”的公開信，宣布她原諒了六四劊子手；不久，又發表第二封公開信“再談寬恕”，說原諒劊子手是其個人行爲；難道遠志明牧師之罪比六四劊子手之罪更不可饒恕？這個道理說不通！筆者百思不得其解！

爲探求真相，筆者貿然給出兩個答案——

一，更年期；衆所週知，更年期多發生于45～55歲（柴玲生于1966年，符合這一年齡段）；女性往往有憂慮、抑郁、易激動、失眠、好哭、記憶力減退、思想不集中等等表現，有時喜怒無常,類似精神病發作。

果如此，委實值得同情。

二，金錢；遠牧師斂财有方，一向都很富有；最近又發了一注大财，其制作“十字架與中國人”，因襲著名論政電視片《河殇》的煽情手法，賺足洋善男洋信女的眼淚和鈔票，外傳獲得近千萬美元，引起包括華裔黑社會在内的各路人馬觊觎（正所謂惡人必有惡人磨），企圖分享一杯羹！莫非連一心慕神、老神在在的柴玲女士也坐不住了，抖出陳年舊事，要求遠志明登報道歉及賠償？

果如此，我等隻能扼腕痛惜！

畢汝諧：從王丹“疑似腦瘤”說開去

在六四名流裏，王丹肯定是一個與衆不同的異數；他就像一塊多層次、多飾物的厚大蛋糕，如果使用理性的解剖刀慢慢切下去，就會看到每一層都有不同顔色。

關于王丹的最新話題是"疑似腦瘤、籌款就醫"(王丹本人說掃描一下腦瘤，需要兩三萬美元)；攻王丹者稱無，指其慣用疑似腦瘤博取同情，護王丹者說有，以曾經代熬藥湯爲證，莫衷一是；兩造論者皆非醫學專家，隔顱談病而已；然筆者以爲不妨以疑似腦瘤爲線索說開去，察看王丹的諸多表現；我們知道，現今醫學對腦膠質瘤的病因尚不明了，早期可能無明顯症狀;随着腫瘤生長，位于大腦前部額葉的腦腫瘤破壞額葉的精神活動，可能引起興奮、躁動、憂郁、壓抑、遺忘、虛構等等精神異常表現。

王丹出國後，自炫7歲那年，毛澤東辭世，小朋友齊哭，唯獨他一人發笑；更了得的是，12歲就因爲組黨而被公安部門審訊；如此高蹈領先衆生（不僅超越同齡人，且優于成年人;八九學運并不反毛——三個湖南人污損毛澤東畫像，被學生扭送北京市公安局，即是明證），不但沒有疑似腦瘤，還穩穩是個政治神童！卻可惜這是個夫子自道的孤證，未見王丹幼年夥伴或老師出面作證,公安部門也從未提及；所以，隻能如“大楚興，陳勝王”一類民間傳說那樣姑妄聽之。

89民運的發生，是一個奇迹；胡耀邦逝世這一偶然因素作爲導火索，引發積聚經年的社會矛盾；青年學子的抗争、廣大市民的沖撞、國際社會的壓力、外加風和日麗的暖春天氣等等綜合性條件，于一時間具備。89民運把王丹推上風口浪尖，一夕暴得大名；這個并不比别個學子出色、也不比别個學子遜色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本科生，居然在廣場上威風八面，一呼百喏；個中原因，至今不明。我們知道，吾爾開希出頭，是因爲其少數民族身份（同學們知道當局對少數民族較爲寬容）；王丹如何脫穎而出，成爲廣場副總指揮、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召集人，這也是六四衆多未解謎團中的一個；學生領袖面見李鵬時，王丹明顯帶有撒嬌意味(其性取向使然，容後叙），聲态忸怩。

1991年，中共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将王丹判刑4年。刑期之低，出人意表；而那位因爲藏匿王丹、又被王丹出賣的傻哥們,獲刑八年,整整是王丹的一倍！

多年以後,王丹在台灣出版《王丹獄中回憶錄》，記錄監獄生活；通過雲山霧罩的叙述，自我創造偉光正的英雄形象；遺憾的是，細節描寫極少，浮誇内容充斥；因此，筆者相信其在獄中視死如歸的情節，以及在牢房内與他人用類似電碼方式，敲水管互通信息雲雲，都是套用革命樣闆戲“紅燈記”李玉和、“回憶紅岩革命烈士”、“王若飛在獄中”一類的紅色書籍,拓模成篇;秦城監獄何地？那是囚國民黨戰犯、禁共産黨高幹的頂級監獄！人心似鐵，官法如爐!身經百戰的将軍、老謀深算的高幹，一入秦城監獄，皆服服貼貼，任憑擺布；出獄後，無人敢以硬漢自居；王丹隻是一個20歲的毛孩子，卻泰然自若，視秦城監獄如無物，應對老辣的預審員如烹小鮮；敢問王丹從自由身到階下囚，這個彎子怎樣轉過來？

王丹在書中豪邁地宣稱“如果當局判我死刑，我會有一種心靈上的解脫感，我會覺得更對得起死難的人。”王丹完全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六四之夜,戒嚴部隊清場之前要求和高自聯談判,指名道姓要和王丹談判,但是王丹消失得無影無蹤!爲什麽在大屠殺的關鍵時刻溜之乎也,至今王丹本人沒有提供可信說明。

最絕的是，王丹不僅具有彌天大勇，而且非常幽默；請看這段話——“七月二日那天，從發現被「尾巴」盯上，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我始終沒有驚慌失措。在福綏境派出所，我聽到便衣在電話裏大聲向上邊匯報喜訊，居然說「小王被抓住了」！這個令人奇怪的「親暱」稱呼還不禁令我暗笑。”岌岌乎危殆的王丹竟然因“小王”這一昵稱感到可笑！古今中外，一人獨步！

被捕後，王丹如何建立内心防禦體系，以不變應付萬變，猶如怒目金剛；如果王丹能夠全盤寫出來，則不僅是王丹個人的大成功、秦城監獄的大失敗；同時，也是監獄心理學的光輝範例！勢必成爲各國法學院的經典教材，流芳百世！

然而，我們知道，素有人望的大律師張思之透露：有位學運領袖（他沒點名，但人人皆知是王丹）的證詞搖尾乞憐，很不光彩。張思之查閱司法卷宗，該學生領袖一副奴顔媚骨地指稱：“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爲，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爲，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雲雲；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爲該人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地回絕了。他認爲，坐共産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可以理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别人充當墊背，更不能誣害旁人；誣害就是犯罪!該人自命領袖，統領學生，怎麽還受人“教唆”？！

筆者以爲，王丹主動将所有責任推得一幹二淨，舉發天安門戰友以自救；從人性的角度，可恕；從正義的角度,則不可恕！暗夜扪心，甯不有自譴之情！我們提醒王丹，一字入官衙，九牛拉不回！據稱，王丹爲近五百名戰友作了幾十萬字的證言，許多證言都是刀斧之言；王丹在秦城監獄的全部審問記錄、簽字及指紋，都已存檔，不可能雁過無痕；有朝一日大白于天下，王丹将何以自辯？莫非車到山前必有路——再以疑似腦瘤遮羞？

1996年10月，當局以“陰謀颠覆政府罪”二度将王丹判刑11年。其實，王丹出獄後循規蹈矩，連生日派對都不敢舉行，何以“陰謀颠覆政府”？顯然，這是當局爲了換取最惠國待遇而做下的圈套，捉放民運人士，換取政治利益；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局屢試不爽的把戲。

此後,王丹父親王憲曾、母親王淩雲上書國家主席江澤民；王丹父母稱因家族病史，王丹疑似腦瘤，日益嚴重，請求盡快對王丹進行腦部全面檢查，并允許保外就醫,以挽救王丹生命。可憐天下父母心！爲了拯救愛子，無所不用其極！

1998年4月，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達成交易，表示“出于人道主義考慮”準許王丹保外就醫，也就是因“疑似腦瘤”送王丹赴美就醫。王丹來到美國，笑容朗然，疑似腦瘤不被提起，仿佛完全沒有這個保外就醫的因由；其時，六四已非熱點，六四名流不再享有電影明星般的轟動效應；鄧小平92年南巡開創新局，吸引廣大僑衆；流亡在外的民運組織一再分裂，“主席”、“總統”一大堆，官多兵少;民運人士為籌錢同室操戈、醜聞不斷，當職業革命家，前途晦暗；于是，王丹審勢度勢，以六四爲資本，破例就讀于哈佛大學，并在2008取得哈佛大學曆史暨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

王丹在哈佛的作業，基本上都是靠一位會流利中文的美國女性幫忙；王丹拿着台灣官方以給哈佛捐款方式資助他的十幾萬美金，根本不必打工；學位是拿到了，無奈海外漢學界如同民運江湖，同樣是山頭林立，門戶之見甚深；王丹無法在美國大學找到教席。

王丹陸續出版政論《衆弦寂靜時的喧嘩》、詩集《我在寒冷中獨行——王丹獄中詩》、《我與深夜一起清醒》、散文《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王丹訪談》等等，始終喋喋不休于六四往事，無一是關乎專業的學術著作；而美國大學極其重視出版專業著作，“無出版，無生存”！王丹于是，王丹就驢下坡，去台灣教授“中嘩人民共和國曆史”；一路運用六四光環收獲六四剩餘價值，炫耀他是中共通緝名單上的第一名，出書張揚自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首号政治犯”，以此證明他是八九運動的主導者;六四是他安身立命的寶玉，須臾不能離身!

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中，王丹是擁有最多頭銜、掌控最多公款的公衆人物之一；這難免引來民運江湖的羨慕嫉妒恨；而且，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學子，許多人相繼留學美國，耳聞目睹王丹資產上億台币，穿名牌、戴首飾、下酒吧，過着民運貴族生活，與普通留學生有天壤之别；反思六四，他們感到因“羊群效應”上了學生領袖的當，被王丹之流騙了。

經濟學經常用“羊群效應”概括經濟個體的從衆跟風心理。羊群通常很散亂，平時在一起盲目地左沖右撞；但一旦有一隻頭羊動起來，群羊就會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顧前面可能有豺狼或者不遠處有更好的草場。“羊群效應”就是比喻人們的一種從衆心理，領頭羊搶先出頭，整個羊群就會摹仿領頭羊的一舉一動，領頭羊到哪裏去吃草，其它的羊也去哪裏吃草。從衆心理很容易導緻盲從，而盲從往往會陷入騙局。

王丹炫富、撒嬌、作秀，N次不入流的表演，使前天安門學子更加堅定了這一觀點。他們認爲王丹不懂事理——二十幾歲齊集天安門是年輕人的激情，而到了四五十歲還整天榨取六四剩餘價值，很可能是腦袋出了毛病；如果自己安居海外卻煽動年輕人造反，那就是無恥。

作爲公衆人物，王丹的私生活受到廣泛非議；他頻頻詭秘地出沒于台北的同性戀酒吧，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探知一些人與事；因情節瘆人，不便複述；在這裏，王丹疑似腦瘤成爲最佳掩護、絕好托辭；然而,更糟的是，某些對王丹并無成見的老外揭露：王丹擁有許多涉及兒童色情的淫穢物品!

醫學界對戀童癖的腦機制進行大量研究，醫學上長期兩說對立：一派是将戀童癖定義爲後天發作的精神疾病，另一派則認爲戀童癖是一種天生性傾向；目前主流觀點認爲戀童癖者的額葉區域存在損傷(!)，故兒童會引起他們的亢奮的性慾。

同性戀無罪，對未成年人付諸猥亵行爲的戀童癖,卻是嚴重的刑事罪行！盼王丹自行規箴，善莫大焉！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保護兒童福利的法律極爲週詳；一旦觸及美國法網，休說疑似腦瘤，即便腦瘤屬實也不能脫罪！

飽經風霜、自稱已經萬事不動心的王丹，評點昔日戰友：“雖然不是隻有往前沖才叫運動，迂回、策略、變通也是方法，但每個人都在變通，現在變通的人太多了，99.99%的人都在變。”

反問王丹，你又如何？

多年來，随着客觀條件的變化，六四往事于王丹由餡餅（廣場）變成磚頭（監獄）又變成金磚（海外），王丹不斷地變換臉譜；可以肯定，今後客觀條件倘若劇變，王丹還将以新的面目示人！王丹這種性格是專制制度給中國人造成的典型性格，無論腦瘤有無，都不能改變這種典型性格！

满清灭亡后，旗人已惨到这地步！

满清统治二百多年时间里，旗人都有特权，但同时，他们不事生产，也被禁止从事工商、贸易。生活贫困的问题，到后为也就越发明显。清末朝廷也曾有所改变，让他们或者务农、或者经商，以能解决个人生计为目标。但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提前把他们拉进了新时代。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很生动地展示出旗人生活的状况。已经演变到了群体的潦倒了。
　　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将当日的旗族生计状况略分为四类：贵官派指那些享受《优待条例》的亲贵宗室，这批人虽有积产，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经事，“众家丁分肥”，预计“将来不至穷死不止”；谋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强，能经营和自立者，“此派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渐可与其他各族同化；劳动派以汉军旗人居多数，普通以人力车为谋饭之计，困顿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则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贫者。
　　据考察，北京内城的旗人居民，“殆已由积弱而渐流于乞丐一类。以数十万众老幼男女，皆成叫化，于治安、于国光、于观瞻，皆有可注目之价值。”占人数最多的“劳动派”，虽仍可勉强糊口，但由于经济状况下降、生活费用提高等原因，“可恃之收入，少于前四五年前一倍”，生活愈见窘迫。
　　其实，即便“贵官派”，也未见得都养尊处优。民初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时闻。入民国后，满洲王公的贫困化实则很迅速。庄士敦说，当他在1919年认识他们时，其中一些早已不再是富人，许多都“已陷入可悲的境地”。出于“脸面”考虑，他们不可能公开卖古玩，卖也只能得到“低得可笑的价钱”。
　　庄士敦提到一位亲王，乾隆五世孙毓朗，光绪时封镇国将军三等将军，辛亥年位至军谘大臣，算是亲贵上层。清亡不过十年，他已经“穷困潦倒”。另一位重量级亲贵载泽也在入民国后，迅速“变穷”，一群民国的士兵还抢劫了他存放值钱东西的“库”，这位曾经“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1920年代末在北京穷困落魄，郁郁而终。
　　溥仪的堂兄弟溥涧，家产吃完，靠卖画为生。庄王的后代饿死在南横街的一个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私掘祖坟。清末重臣庆王奕劻，家赀亿万，孙子竟没落为拣破烂的。这些被取消特权的贵族，俸禄也没有了，家产吃光，便只能流浪街头，或转乎沟壑，甚至冻馁而死。
　　一名叫桂顺的皇族，因家境贫穷，由京去天津谋生，行至杨村，不幸病倒店中，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无奈之下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当时皇族有三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是救不胜救，无能为力。许多人，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
　　王公亲贵尚且这样“穷了下来”，一般旗人的贫困更可想而知。清帝宣布退位，在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达成的一系列《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保护旗人财产，维持旗人一般生活，其中《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中指出：“凡八旗人民公私财产，应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绅清查经理，以备筹画八旗生计之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旗人公私财产不仅没得到应有的保护，往往以各种原因被没收。
　　民族大同会会员刘揆一、吴景濂等人专门上书袁世凯，要求禁止没收旗人私产。呼吁归呼吁，旗人财产屡被没收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此外，由于财政困难，许多地方在裁撤旗营后，仅短暂发放过少数几次旗饷，大部分地方都很快停发。北京是坚持发饷时间较长的，到1924年也停止了旗饷，粮食早在民国二三年就不再发放了。袁世凯死后，饷银渐有拖欠现象，至民国七八年，旗饷只在正月、五月、八月三大节时发放，成了变相的救济款（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
　　金启孮也记录了民国的“不发饷”：所谓旗兵改编后“饷额如旧”，始终没有如约履行过，首先生活不了的是营房中的寡妇，清朝规定八旗寡妇有一种叫做“鳏寡孤独”的恤金。若是男人为国战死，还有优厚抚恤，这种规定已行之二百多年，现在忽然不发，立刻临于断炊、挨饿的惨境。京旗的寡妇和外地驻防的寡妇首先在北京请愿（当时这种请愿全国都有），徒劳奔波毫无结果。
　　后来出现了京旗和外三营的索饷，依然是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引起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请愿运动完全是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而对民国还抱有一定幻想的情况下举行的。”法国的老舍研究学者保尔·巴迪先生曾引证了一些当时在北京的外籍人士以旁观者身份记录的旗人境遇：
　　他们的数量当然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但他们的境遇却相当悲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境地，……任何人今天都可以看到出身高贵的满人在拉洋车，他们的妇女被人雇为女佣，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姑娘过着不名誉的生活，其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妇，其中大部分是满族人。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

经常跟父母通完电话，我都想大哭一场。在电话里其实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无非是天气怎样，吃饭了吗，地里收成如何，我没话找话说，但是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让他们联想到结婚的点儿。父母在电话那头一一回答，语气中显然是漫不经心的。我想：就这样好，随随便便地闲扯一些琐事，让这场感觉漫长的对话结束掉。这肯定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寒暄后，他们依旧忍不住直奔主题：你的事情怎么样了啊？有没有对象了？过年时候能不能带一个女孩回家啊？你都三十了，你还在拖延什么啊？你要是找不到，我们在家里给你找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在这个时候，我一定就是语塞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我会找各种借口，比如说我要过马路了，我手机没电了，有朋友来找我了，赶紧赶紧把电话给挂了。挂完电话，情绪再一次塌陷下来。昔日与父母那种融洽的关系再也不会有了。这是让我特别难过的地方，在这种漫长的对话当中，我很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但是他们不会懂我的感受。      

也不是没有跟父母说过我的感受。那时候我相信人是可以交流的。我只要把我的想法说出来，父母肯定是会理解和支持的。这个世界上生活方式这么多种，结婚只是其中一种罢了。有结婚的，当然也就有不结婚的。这时候他们插进来很紧张地问：“你不会想着永远不结婚吧？”我说我没有说我不结婚，我只是在说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呀。“是人都要结婚的，不结婚的都是有问题的。人到了年纪了，不结婚，是要被人笑话的！”他们又一次强调了这个观点。我退后一步说：“等我想结婚的时候再结婚，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状态挺好的。”母亲听到这里，她的语气都是颤抖的：“你总是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村里的人一问起这个事情，我头都抬不起来！”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应，停顿了半晌，我说：“何必考虑别人怎么看的。”母亲气得说：“不跟你说了。”电话就这样挂掉了。我跟母亲的关系一向是非常好的，以前什么事情都愿意跟她谈的，现在她第一次把电话给挂了。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崩溃了，心里特别痛。      

过年回家时，那种逼婚压力是真真切切的。村里的人见到我都会问，拜年去亲戚也会被问，他们都会说：“你父母太不容易了，辛苦这么多年，你看你爸爸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不抓紧拖什么？”我喏喏的回应着：“我努力我努力。”回到家后，坐在房间里，母亲看我一眼，父亲再看我一眼，什么都没有说，我都有点扛不住，只好去外面看天。父亲后来说：“你结婚了，我就好闭眼了。我心里就你这一件事情放不下。”我不敢看他，“你瞎说什么啊。你还能活到你孙子结婚的。”父亲摇头。我们总是在这种悲怆的对话当中，我领取那份沉重的心情。我常想：如果我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结婚生子，过他们心目中正常的生活，会怎样？我在抗拒什么？母亲会趁着我回家的时候，联系媒人，找对相亲对象，让我一一相亲去。最开始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母亲就靠在门边不言语，挨了五六分钟，我心情非常复杂，便说自己去。母亲的脸色松快了起来，高兴地去招呼媒人带我去。他们一路开车，我坐在后车厢，母亲会一再叮嘱各种事宜。我那时在想：“我是为你的，怕你不高兴，怕你难过。可是我自己不愿意这样。你这样操心，我只是走个过场而已。那样会更伤害你吧。”这样想，我更不敢看她。      

我们为什么把生活过得这么沉重？我们就不能好好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会一直强调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的幸福感都是不同的，为什么要跟别人的一样？这种显而易见的观念在父母那里都是不成立的。我一次又一次在电话中重复说重复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他们的观念。我们双方总是都这样挫败和沮丧。不只是这一个事情，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同样有着不可交流的壁垒。比如说旅游，是不敢说旅游的，父母肯定会说这是浪费钱。有一次去内蒙古旅游，途中跟父母说我在哪里，父亲问：“你怎么去哪儿了？”我支支吾吾地说：“出差。”父亲说：“单位报销吗？”我说报的，他这才放心。过了半个月再次打电话，父亲又一次问起：“你上次去内蒙古，那些费用报销了吗？”我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很强烈的焦躁感。我无法跟他说我玩得很开心，沿路看过的风光很好，认识了好些朋友。这样都没法去说。你的生活对于父母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在那个永不移动的村庄里，只能用自己的思想来勉强地消化这些陌生的信息。是的，我难过高兴沮丧欢欣，都无法跟他们分享。我是跨在这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之间。      

我怕接到他们的电话，每回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家里电话”四个字，我都很迟疑要不要接。但如果不接的话，万一是父母哪一个生病了怎么办？有急事怎么办？最终还是要接的。以前每逢周六都会给家里打电话的，现在也不大敢了。母亲说：“你怎么变了呀？怎么不像以前那样？你记得家里每个人的生日，每个节日都打电话回来的呀。怎么现在都不怎么打了？”我说：“最近工作忙啊。”母亲说：“忙成这个样子，要找个人来照顾你啊。你病了怎么办啊？你饿了怎么办啊？”我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真的可以放心，这些年过来我不是好好的。”母亲说：“小时候不该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的，没人带你，要不然你现在不会这样的。”我说：“我真的过得很好，真的。””母亲说：“你不能老骗我，有心事要跟我说。我真的是不放心你一个人。”

安倍为何不听默克尔的劝加入亚投行？

日本NHK新闻网16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4月初与德国首相默克尔通电话，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问题交换意见。默克尔在电话中奉劝日本加入亚投行，希望G7集团加入亚投行的国家越多越好。而安倍表示日本应与美国紧密合作，推迟考虑加入亚投行。日本政府没有公开会谈内容，将此视为绝密。（4月16日中国日报网站）

    据共同社去年7月5日报道称，虽然中方曾通过非常规渠道暗示日方：日本加入亚投行可获得一系列“优惠待遇”，这些“优待”包括在亚投行管理层给予日方一个最高级别的副总裁位置，以及一个专门给日本的独立董事席位。但在中日政府相关负责人去年6月进行的会谈，日方还是拒绝了中方的出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亚投行的形式的确不甚明朗，日本有各种自己的考虑，并因此拒绝加入亚投行，似乎可以理解。

而如今，亚投行的融资理念已经很明确，日本加入只是一件好事。甚至在日本内部，这种腔调也很盛行。不少日本人就认为应尽早加入亚投行，如日本前财务大臣藤井裕久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因为这将对日本包括土木在内的基础设施行业带来正面影响；再如日本知名学者濑口清之亦表示，日本加入亚投行才是“双赢”局面。这些，都是民意基础；而德国首相默克尔的通话，也给安倍直接的拒绝找了一个台阶，可为何安倍为何不听默克尔的劝加入亚投行呢？

一，表达对默克尔的不满，这或许是最浅层次的原因。仍然记得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安倍告诉她，“3月底，中国将会催促德国申请加入（亚投行），但是它们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所以我们最好等一等。”默克尔点头同意。

然后一周后，德国、法国便跟着英国加入亚投行。有媒体称，对于默克尔的“变化”，安倍表示“不满”，而在亚投行创始国申请截止日前，安倍去年曾游说的澳大利亚也改变了主意，正式宣布加入亚投行。这样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二、怕激怒美国，这或许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亚投行，有媒体称，华盛顿方面认为，没有必要成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因为已经有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华盛顿还出现了一些怀有恶意的流言。

自然，这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美国曾游说其盟友（包括澳大利亚、韩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因而，当日本没有成为亚投行创始国之一时，日本财政部一名官员便表示，华盛顿反对构成的“沉默的威胁”促使东京谨慎行事，这名官员甚至表示，“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如果我们损害与美国的关系的话，美国会做出什么事情”。这样简单的话语，显然点明了事情的真相。

源于这样的现实，即便默克尔给安倍打电话了，安倍也不可能给默克尔一个顺水人情。而事实上，日本当前的做法，也是对现有形式的估计不足。仍然记得去年，社会舆论便普遍认为，七国集团绝对不会加入亚投行，可如今，除了加美日，英法德意均已加入亚投行。而加拿大近日也表示，“正积极考虑加入亚投行”。这样的现实，定然是日本始料不及的。但既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自然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北京豪华跑车相撞事故三大谜团未解

谜团一：他们是谁？

有目击网民称，事故现场有七八个80后、90后年轻男子，有几人忙着打电话并阻止网民拍照，“反正完全没怎么受伤”。

《新京报》称，凌晨1时40分许来了一辆999救护车，一名戴眼镜疑似肇事车辆驾驶员的年轻男子被带到救护车上抽血。车祸现场无人死亡，一人受轻伤。另一名疑似驾驶员的年轻男子随后也被带到救护车上抽血，其间第一个被抽血男子还和其有说有笑。

据现场信息，红色法拉利的车牌为“京N•NR458”。12日午间，北京警方交管局通报称，法拉利的驾驶员是吉林籍男子于某，兰博基尼的驾驶员为北京籍男子唐某，受伤的是兰博基尼的乘车人。

谜团二：谁遗落的黑色高跟鞋?

车祸现场，一辆绿色兰博基尼车头被完全撞毁，车旁散落一只黑色的高跟鞋。外界质疑：是谁留下了这只黑色高跟鞋？是那位受伤乘客吗？

谜团三：他们是在飙车吗？

报导称，现场红色法拉利车头朝东嵌在隔离栏，左侧车门有两个10余厘米长的切口，右侧车门脱落。往东十几米外，绿色兰博基尼车头被完全撞毁，车尾翼几乎脱落。车身朝东南方向架在隔离栏上。

《新京报》援引警方事故登记表信息称，事故车由东向西行驶到大屯隧道出口处撞坏外侧防火板……

《京华时报》找到的一名知情者称，两车属同一俱乐部，一同飙车，兰博基尼在超车过程中与法拉利剐蹭，兰博基尼随后撞上右侧墙壁，再撞到隔离带。

《新京报》12日报导称，虽然据警方信息，事故车一开始是由东向西行驶，即两车都是车头向西行驶，但一场电光火石后，成为报导中看到的样子：红车车头朝东，绿车车头撞毁朝东南方向，百米外的隧道防火板被撕开16米长的口子。这个过程似乎很难想像。

神探狄仁杰不仅能破案更能识人

  提起狄仁杰，首先我们想到的是他的神探身份，可是他除了破案高明以外，对人才的识别更是独具慧眼。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少时聪颖好学，经过唐朝科举大考，高中明经科，官拜汴州判佐（司法官职）。他为官清正，忠诚正直，不献媚逢迎，勇于直言进谏。所以仕途顺利，屡次受到唐高宗的提拔封赏。到武则天时，他精通政务军情，办事颇有效率，由大臣娄师德举荐提升为宰相。狄仁杰为相不居功自傲，不断从各地选拔能人奇士，入朝为官。

    当时，武则天命令宰相个举荐员外郎一人。狄仁杰认为自己的儿子狄光嗣果敢正直，清明强干，又有学问，便向武则天推荐了他。武则天拜他为地官员外郎，掌管天下户口。狄光嗣挂印上任后不久，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制定审核户口账簿，申报户口准确，处理相关事务条例分明，从未出过什么差错，很有成绩。武则天知道后，高兴的对狄仁杰说：“你简直可以和春秋时以举荐人而著称的晋国大夫祁奚相比了。”狄仁杰却很谦虚。

    通事舍人（掌管太子宾客接待）元行冲，学识渊博，狄仁杰非常器重他，元行冲常劝狄仁杰说：“持家者要准备好肉、盐等用以维持生命，准备好药物来治病，我认为您家的山珍海味是很多的，就让我尽点药末之力吧。”狄仁杰对此很感动，说：“我药柜里的药，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后来他向武则天举荐了他。

    当时，纳言（谏官）娄师德去世。武则天问狄仁杰：“你觉得娄师德这人判断别人的能力怎么样？”狄仁杰回答说：“我们在一起共过事，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武则天说：“我知道你的才能，但正是他举荐你做宰相的，这证明他很会看人。”狄仁杰听了极为震惊：“娄公的贤德，被我长期埋没了，可惜再没有机会让他发挥出来。”从此他他更加广泛审慎察人，大胆用人，不能让能人贤士埋没。

    有一次，武则天问他：“我想用一个贤能之士帮助了处理公务，你认为谁合适呢？”当时襄阳人张柬之极有政绩，但年龄已高，在家休养，狄仁杰早闻其名。说：“有个叫张柬之的人，虽然年龄已高，但是具有宰相之才。”武则天则人命张柬之为洛州司马。过了一段时间，武则天有问狄仁同样的话。狄仁杰说：“上次我向您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说：“我已命他为洛州司马。”狄仁杰说：“那真是大材小用啊，我举荐的人可以担任宰相而不是司马。”夏官侍郎（掌管军队官员任免）姚崇也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决断大事，他年龄已大，应该今早任用。”武则天调张柬之为秋官侍郎（掌管刑法典狱）。张柬之果然不负众望，政绩斐然，被人们所夸赞，武则天最终升他为宰相。他对狄仁杰判断人才的能力极为赞赏。

    狄仁杰后来又推荐夏官侍郎姚崇、监察御史恒范彦、太州刺史敬晖、袁恕己、崔玄唪等数十人在朝任职。姚崇后来是唐玄宗时极有才干的宰相。桓范彦慷慨豪爽，狄仁杰很看重他，曾说：“足下才智过人，一定能有前途。”果然不久升为御史。

    狄仁杰一生推荐了数十人为相任卿，声明远播，有人曾对他说：“天下都是您的门生啊！”狄仁杰说：“举贤是为了国家，不是私情啊！”

好好学习，天天快乐

在《我是歌手》巅峰会上，我开玩笑告诉健哥“我作业都写完了”，这两天在家看了很多遍重播，我发觉自己要做的“作业”远远不够。

4月3号这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我入行7年来第一次独自一人主持这么大型的直播节目，害怕、紧张、不自信、经验不足……看到舞台上生涩的自己，我知道我离一个优秀主持人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很感恩现场观众们给我的掌声，很感激电视机前观众们对我的包容，很感谢网友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请你们原谅由于我的磕磕绊绊造成的直播节目中的瑕疵，在此，为我的失误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直播前几天我接到这次的主持消息，第一反应就是“摊上事儿了”，挂完电话心里就一个字：怕。突然担子落到了我这个没有经验的新人肩上，内心全是惶恐和不安。三季节目走来，《我是歌手》对我而言不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我知道导演们会为了一个细节彻夜开会讨论，我知道歌手们会为了一段音乐反复修改排练，我知道剪辑师们会为了几秒的镜头而寻找一天素材，我知道数以几十万计的观众每周报名只为来现场当一次大众听审，我知道这背后有太多的不容易，所以我真的怕——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毁了所有人的心血和付出，因为太在乎所以才害怕。在此，为我的太在乎和紧张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这几天我看了新闻和网友的反馈，知道我的主持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大家给我提的意见我都有仔细看，很感谢你们对我的高要求和高标准，让我的不足暴露出来。虽然被诟病，被骂，但我还是幸运的。观众和网友是鞭策我努力学习的老师，而我身边也还有以何老师、涵哥、娜姐为首的那么那么多可以让我就近学习的好老师。有了这么好的老师，和这么好的平台，我没有理由不努力。请大家给我空间和时间验证自己。

写完这些突然想到一句话：勋章是课堂，巴掌也是，经验是成长，教训也是，错误不可爱，但却值得。

毕福剑错就错在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央视名嘴、春晚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唱评《智取威虎山》的视频6日在网上流出。视频中毕福剑唱了该京剧里《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的著名选段，并且边唱边戏谑，对毛泽东使用了羞辱性词汇，称他“把我们害苦了”等等。网上舆论因此大哗。今天@央视新闻【中央电视台声明：对毕福剑言论认真调查并依规处理】发布称，毕福剑作为央视主持人，在此次网络视频中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我们认真调查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央视4月8日）

　　毕福剑的名字在时下的中国可谓尽人皆知、无人不晓，所以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成为新闻甚至成为艺人们梦寐以求的头条新闻，而这次毕老爷真的上了头条，而且这些天几乎天天上头条，换做其它艺人明星，管它正面新闻还是负面新闻，只要是被炒作上头条，恐怕早就兴奋得屁颠颠的了。但这次毕福剑好象处境不妙，媒体拼命炒作、网友争论攻讦，在口诛笔伐和支持声中的吵闹中，看似平静的社会似乎快要被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所湮灭。当然更多的人也在质疑毕福剑政治立场和两面派人格的同时，也强烈质疑将私人聚会言论上传网络的侵犯个人隐私行为，总之毕老爷无意中成了“风光”人物，风头几乎盖过了“亚投行”的大国光辉。

　　终于网民和媒体的口水让央视坐不住了，刚刚易主的央视很快被宣布对毕福剑言论认真调查并依规处理的决定，理由是“毕福剑作为央视主持人，在此次网络视频中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央视已然很正式也很严肃的看待这个看似八卦却又不同于其它艺人刻意炒作的八卦。而毕老爷恰恰是被别人暗渡陈仓躺了枪，甚至近期由他主持的节目都被停播，这对一个电视主持人而言，恐怕近期和长期的损害才更大、也更深远，也许他将一蹶不振，因为他似乎在政治立场上犯了大忌。

　　很多人都在争论该不该认真看待或批判毕福剑的视频言论，或者该不该上纲上线；其实这并不复杂，我认为毕福剑必须自己为自己的不当言行埋单，而且并不主要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就应该谨言慎行，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他的特殊身份就一目了然；首先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是一名中**员，他向党旗宣过誓，他应该知道自己宣誓时说过什么，所以他在没有退出组织前就必须无条件的接受组织原则的约束，否则他就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叛徒、要么就是投机分子；这并非什么大道理，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就必须退出党组织。他在宴会上说出那些言论，其实并非危言耸听，甚至是老百姓之间司空见惯的讨论或争论话题，问题是种言论由体制内的一个著名党员说出来，这就当然的会引起社会上的争议或者说掀然大波。这就好比那些混入党内的腐败分子一样，虚伪不堪。

　　其次，毕福剑另一个身份他是体制内的人、是央视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形象或者说代言人，而众所周知央视从不忌言它就是党的喉舌，作为一个喉舌体制内最重要的形象代言人，他当然应该谨言慎行，而现在恰恰让公众看到的是他台上台下迥然不同的双重面目、双重人格，让公众好奇的同时也迷惑不解，原来央视的大牌主持人平时在台上也不过是假惺惺的演戏给观众看的，这样的喉舌代言人岂不是搞笑？自己的人都这样，那又凭什么要求老百姓相信央视平时道貌岸然的宣传说教？

　　再者，毕福剑是路人皆知的公众人物，他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也不是体制外的公知、精英，他的言论或者说言行，都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而他应该明白当前中国社会确实在历史问题上存在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为同认知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矛盾，很多人讲历史也并非真的要弄清楚历史，而是站在各自的立场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只要对自己意识形态有利的都可以选择性使用各种历史片段。而这种历史认知上的矛盾很容易成为人群分化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的燃点，恰恰毕福剑点燃了这根导火索，网民们在基于历史认知的意识形态观点上争得面红耳赤口水横飞，作为公众人物，毕福剑当然应该谨言慎行，尤其在敏感的议题上应该三思。这其实不能完全责怪传播私人聚会视频的“小人”，隔墙有耳并非古老的传说，基于毕福剑的特别身份，说话的时候不论场合，都得谨言慎行，至少保持自己言行的一致。

　　古人说，人无信则不立；这包括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必搞得整天在台上伪装自己的价值观，尤其以毕福剑的身份，这些近乎两面派的人格展示，割裂人群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很多人强调毕老爷的言论自由，确实并不犯法，但我相信他至少犯了规，也就是用来约束党员纪律、组织纪律的“规”；也违反了他所从事体制内工作的职业操守的“规”。可以肯定毕老爷这些言论，换作如果是普通网民说出来、或者那些大V、公知、党外精英们说出来，绝对不会有太多言论或反响，因为这些言论网上太多了，毫不新奇，甚至没有任何新颖的观点，唯一能彰显的只是著名的毕老爷台上台下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公众更多的是对毕福剑天壤之别的双重面目好奇感兴趣，恰恰现在有太多的体制内名人有着毕老爷如出一辙的偏好——伪装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来骗取体制内带来的资源和好处，然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传播相反的价值观甚至反体制的言论，以自己党员的身份竟然大言不惭的强调自己的“言论自由”，退党好了，其实很简单，任何国家地区的政党都不会容忍自己内部的代表人物公然传播有悖自己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言论，与此同时却享受着这个组织带来的资源和好处，至少这不是一个谦谦君子的做派。

　　当然将私人场合信息传播到网上的“小人”值得全社会唾弃，但这并非毕福剑事件在社会上发酵的问题关键，更重要的是你以自己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你内心想表达的到底又是什么？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一个价值观本来就陷入混乱和迷茫的社会显得很重要，恰恰这个时候毕福剑以一个人格分裂的两面派形象出现了，而且这似乎是体制内的一种风气，就象很多贪官会站在审判席上哭诉自己“受党教育多年------”，但他们在落马前都无一例外的站在主席台上大言不惭的开展廉政教育或告诫同志们勤政廉政。如出一辙，都属于人格分裂，毕福剑事件只不过是这种病态表演的另类明星出现在公众视野，不过也许他完蛋了。